联合国副秘书长、环境署执行主任阿奇姆·史泰纳(Achim Steiner)表示：这份报告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还需加大力度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目前垃圾分类是个主要难点。据悉，广州市在近5年中投资24亿元建设的4个垃圾处理大型设施项目中，社会企业投资就占了13亿元。

随着中国政府对科学发展认识的深入，在治理水污染、工业污染的同时，城市垃圾处理也越来越重要，今年中国政府首次将垃圾处理列为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二是在居民小区建有固定的垃圾收集站，居民每天可以把生活垃圾扔到垃圾站。据北京市市政管理处介绍，2005年，北京市垃圾处理费只收到了应收费的40%多。这些都是造成垃圾分类难的原因。垃圾的混合收集仍是大城市普遍采用的垃圾收运方式。

垃圾处理方式 北京市市政管理处官员梁广生告诉记者，目前中国正在研究一种新的垃圾处理方式--资源化利用。中国城市垃圾处理还有个难点，就是电子垃圾的处理，由于垃圾处理技术落后，中国还不能很好的处理诸如电池、电脑主板等垃圾，垃圾处理人员在收集到这些垃圾后也只能进行堆放或者填埋、焚烧处理，能做的只是在填埋时加厚防渗层而已。日前，中科院院士，粒子物理、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先生投书本报，依据发表于《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上的专家评论和官方公布的数据，运用基本的数理计算方法推演出：中国实现202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将占一次能源的15%，单位GDP的CO2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这一目标，将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要实现2020年减排目标，其唯一的可能是，大力调整能源结构，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包括核能、水能、生物质能、风能和太阳能。同时，何先生也向科研人员提出一个亟待解决的世界性难题——解决热能输运，尤其是长距离输运的问题。中国工业化的实现，至少要有占80%的人口或7.2亿以上的农民完成城市化。中国政府在达成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如果不能选择最合理的发展模式，采取最得力的政策举措，包括经济政策、能源政策、教育政策、科技发展政策等，可能会导致中国的工业化半途而废。

实现减排的办法有三：一是植树造林，增加碳的积蓄量。何祚庥在文章中除逐一分析了大幅度调整化石能源消费结构，大力发展核能+可再生能源(水能、核能、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发电的节能减排空间外，还指出一个亟待开拓的领域：大规模利用废热供热，太阳能供热和太阳能联合供电、供热。

三是调整能源结构，加速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比8个G8国家的总人口还要多出6亿~7亿，中国的工业化将是史无前例的工业化。二是采用先进节能技术，淘汰低效益，高耗能、高排放的落后产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大国在工业化进程，尤其是走重型工业化道路时，会出现如此低的能耗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24日在中华世纪坛大屏幕厅举行第七期经济每月谈，本期主题为哥本哈根会议后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与政策。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去年8月也做出了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逐步健全了相关法律法规、行政管理、价格调控、全民行动等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形成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政策。我们也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将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第三，哥本哈根的第三大成果，就是确认了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规则和体制，原则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要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要有公平的原则。

实际上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既有生产方式转变的问题，也有消费方式、消费模式、生活方式的改变的问题，这不仅仅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不仅仅要适应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也要适应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刚才秘书长也讲了，以前提到气候两个字，大家想到的是春夏秋冬、刮风下雨，现在对气候变化的认识远远超出了当时的一些看法和认识。

这些战略和政策，从我个人的体会来看，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气候变化问题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事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要立足于推动科学发展，立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统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现实的需要和长远的利益来应对气候变化，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的国家战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建设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这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政策的第一个主要的内容。演讲中苏伟还提出四条关于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公共政策和国家战略，使大家明确下一步要做的努力。

第三，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应对气候变化最核心的问题还是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和行动，积极推进经济和产业调整，优化能源结构，鼓励节能、提高能效，不断增加应对气候变化的科研投入，努力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哥本哈根会议除了确定了原则和体制外，也在全面、有效、持续推进《公约》和《议定书》的实施方面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在全球长期行动目标、发达国家量化减排指标，以及新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转让支持，以及关于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采取适当的国内减缓行动方面，都达成了一些原则的共识，这也就是哥本哈根会议当中所确认的若干项的共识，为今年的哥本哈根会议能够取得成果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虽然说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一直存在疑问，但是应当说主流的看法是人为的活动，特别是过去两百年工业化发展过程当中，发达国家大量无节制地排放温室气体，造成了现在气候变化的问题，这一点大家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所以哥本哈根会议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确认了这一共识，确认了各国都要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采取积极的措施，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各自的贡献。对于中国而言，哥本哈根会议为我们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和重要的机遇。现在讲到气候变化，是个环境问题、是个科学问题、是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以下为苏伟演讲实录主持人、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很高兴参加今天的中国国际交流中心举办的经济每月谈，刚才魏秘书长也讲了，主题是哥本哈根会议后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政策。

第二，哥本哈根会议形成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政治共识，明确了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低碳化的方向，也预示着新一轮世界经济竞争和技术变更的开始。其中总书记专门发表了讲话，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我们国家重大的国家战略，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机遇。

所以要通过切实有效的国际合作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要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基本框架，坚持共同带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巴厘路线图，对外也能体现出中华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哥本哈根会议在全球范围内完成了一次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空前的政治任务。

我觉得哥本哈根会议主要有三大成果，一是提高了人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了解和认识，这点应该是非常明确的。当哥本哈根会议的喧嚣归于平静的时候，当谈判场上的尘埃渐渐落定的时候，我们回头看看哥本哈根会议究竟给世界带来了什么。

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发表演讲，提出哥本哈根会议提高了人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了解和认识。同时要不断地提高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因为这个气候变化和所有人都有关系，所以不仅仅是政府、企业的，还应该是全民的行动、全民的意识，加快形成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通过增加森林碳汇，同时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不仅仅是我国向国际社会作出的一个庄严承诺，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更是我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一个内在需求。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作出了一系列的重大决策和部署。气候变化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个环境问题、是个科学问题、也是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所谓确认的体制是，确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一个主渠道、一个最具有合法性的进程。技术在应对气候变化当中发挥着一个非常关键的和核心的作用，通过研发低碳技术、加大绿色投资、倡导绿色消费、促进绿色增长，我们要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创造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特定区域也可以探索一些通过市场的机制和手段，包括在一定范围内开展探索性的碳排放交易，这在政策上也是非常明确的，在人大决议当中也提到了。经过哥本哈根会议，气候变化问题现在应当说是无人不晓、无人不谈的话题。

大家都在谈气候变化的问题，关注气候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如何应对全球所面临的挑战。第四，积极研发低碳技术。哥本哈根会议过去两个多月，但是一提到哥本哈根会议大家的关注和兴趣依然不减当时，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哥本哈根会议还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从我国国情与实际出发，开展相应的试点示范，开展碳强度排放的制度，探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体制机制。

第二，应对气候变化不仅仅关系到中国人民，也涉及到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和长远发展。通过加强节能，提高能效，清洁煤和可再生能源、先进核能等低碳和无碳技术的研发和排放的力度，加快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完善相关的保障措施，包括财政、税收、价格、金融等等政策措施，健全相应的管理体制和监督实施机制，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和标准。

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是我国加快发展方式方法转变、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的抓手，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他提出，中国在如何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我们既要努力推动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又要切实维护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各项权益。

刚才魏秘书长也提到22号的时候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第19次的集体学习，主题就是研究如何实现2020年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去年，尽管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但中国仍是世界最热投资地。